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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旦教授与我院师生探讨中国传播研究的未来 ——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

发布时间:2017-11-30    浏览量:    分享到:   

 

本网讯(通讯员:夏雪)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传播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近些年学科建立、专业点增加、学术讨论频繁,学术讨论和成果发表进展明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目前传播研究还面临哪些问题?需要解决什么难题?1125日,黄旦教授为我院师生作第二场讲座,阐述他对中国传播研究未来的看法。


 

关于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,黄旦教授以基础渐厚,蓄势待发八个字作形容。他指出,虽然近些年研究效果显著,但是在他看来,在思维框架上仍然有问题需要解决,即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。

作为社会学中的一个流派,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先在的独立于个体的客观存在,社会中所发生的任何变化,都可以并必须从系统或社会自身中找原因,因为人的行动,都是社会角色期待或者需要驱使之下的。黄旦教授曾在《二十世纪中国新闻理论的研究模式》一文中提出,我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以机构为对象,以功能主义为取向。黄教授说:功能主义的影响还是深深渗透在我们的研究和表述中,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。”不仅如此,功能主义在运用中,有着越来越简化的取向,主要表现在存在与意识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、社会(阶级)与个人,处于一种完全割裂和对立的状态等四方面。在阐述功能主义简化取向表现的过程中,黄旦教授重点强调了功能主义的类型化、单一化、角色化。他表明,现实的研究也是如此,一提“西方媒体”,大众好像都懂指的是什么,一说“主流媒体”,马上即能领会,唯独看不见具体的差异和细微的变化,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来证明这些类型的存在,而不是从类型中来发现什么新的变异。

这种一一对应的简约化,甚至到了庸俗的地步。任何东西,都被套进这样的二元关系。黄旦教授说道。他认为,在这样的状况下,研究者不是去追寻事实本身,追寻从事实中发现问题,追寻从问题中展示理论意义,而是变成简单的事例归纳,至于分析和因果推究,都是现成的,最终是一种符号式背景抑或口号。那么如何扭转这种研究取向?黄教授给出了他的建议: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;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;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;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。

建构主义寻求的是理解个人的和主体间的意义和动机。黄旦教授表示,在建构主义这里,人被看作是有资格能力和沟通能力的行动者,他们是积极主动创造或建构着社会世界和日常生活,因此,社会是互动的,这种互动不仅表现个体与个体,同时也表现在行动者和社会结构。教授借用吉登斯的“新规则”进行说明:第一、关注的不是一个“预先给定的”客体世界,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。。第二、人类行动者不能自由地选择如何创造社会,而是受限于他们无法选择的历史位置的约束。结构具有约束人类行为的作用,同时也具备促成人类行为的能力,所以形成结构化――通过行动构成结构而行动又被结构性地构成的过程。第三、从方法上,社会学观察者不能把社会生活变成只是仅供观察的“现象”,而是基于与社会行动者的“共有知识”――自己的经验,来理解和解释。同时必须让自己沉浸于一种生活形式中――所分析的情景之中。


 

讲座结束后很多同学表示受益匪浅。“听了黄旦教授的讲座后让我对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,以及对未来传播的研究方向更加明确。新闻152班的马聪骜同学这样说。(编辑:龚紫君)